某伏以月开周正，云庆鲁书。共惟某官司印花城，趣装谷旦，后皇右绥，台候动止千福。某雪手露香，奏记签史，仰干丙在。

某闻之，二气五行之运，在天为寒暑，在人为语默动息。调元赞化，儒者事也，况一理身之阴阳乎！虽然，存我以厚苍生，愿为国宝，此不赀之躯，乃副舆望。

某佩服春藻秋兰之馨久矣，箕南斗北，无由快星凤之瞻。不谓天假机缘，得托云仍之好。平生愿识荆州，却无负此言矣。中夜揽衣，击节自庆。

某伏审荣膺纶诰，来领印曹。先声一驰，和气四洽。谅惟欢庆。切惟某官以南岩世家，为西江名士。峨冠司业堂，则何蕃之德行；举幡帝阙下，则王咸之气节。朝奏暮召，可谓希世之遇矣。尚屈鸾凤于枳栖，何耶？然张集贤起于鲁山，郑相国兴于汜水，万里脩途，胥此焉出。奉紫泥而班玉笋，不夙则暮。

某铅椠晚生，世居昭武乌洲。学优而仕，代不乏人。在嘉定间则伯氏果斋，对策大廷，擢居鼎甲。独某不克亢宗，少也三预贤书，迨其强仕，某年犹未脱场屋。俛试南廊，疏居次等，遂得令阙。趋来梅川，甫书下考，乃蒙大鉴章先生檄入郡幕。继蒙绣使李先生俾摄信丰，俱以一削收录。于是羁留幕底者两年，回视薄职，不无旷瘝。然此心惓惓，无日不在朱墨间。屈指岁除，侥倖书满，几生修结，得际交承。洗龟拂篆，以为告新之图，某之志也；掩瑕匿过，以为淑后之计，则执事事也。引领车音，拜手以白。

某及瓜而代有日矣，修尺牍以通是好，礼也。乃为执事所先，懈怠之咎，无以自文。谨列件劄，将以俪语，申控卑悰，并酬荣施。倘垂电光，荣佩千亿。

某皇恐晋躐，申问契家翠水瑶池台眷。伏想烟霞萃祉，日月常春。新治趋条，敢不肃拜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县吏之长曰令，令长之治曰寺，所以宣德意、字吾民，初无小大遐迩之閒也。黔阳，秦黔中郡，唐天宝初更名黔江。五季叛乱，不入版图。国朝熙宁閒，五溪蛮平复置，隶沅州。官寺草创，规模隘陋，为令者视为荒僻之邦，类不屑意。然山川之杰特，土壤之沃美，物植之滋茂，率颉颃湖左诸邑，况风俗朴静，人士秀发，陶染王化垂百五十馀年，是亦中州清淑之气所旁薄者，讵可以蛮荆旧习鄙夷之哉！宝庆元年春，昭武饶侯敏学来，以学而为政，因俗以行化，民既安之。环睨治所，听宇隤落，榱楹腐败，左支右撑，达于门庑。乃喟然曰：「地虽褊，百里号令之所从出，诚若是，过者生慢，于势诎矣。其何以见吏民邪？前乎此者项背相望，岂惮于改作而不屑于为与？抑拘于用啬而不足于为与？何朝斯夕斯而邈未之顾也？或谓裨谌谋野而获，宓氏弹琴而治，令长之政有在此而不在彼者。吁！民社重寄，茍借是以自解，则怠忽之念萌。吾所恃以振起纪纲者，皆弛懈弗立矣，尚孰从而论政哉」？居数月，岁丰人和，公家事简，究见利病，唤工虑材，成谋自我。或仍其旧，或撤而新。鼓楼峻整，门闳深严，修廊绳直，易茨以瓦。有库有廪，吏舍狱户各有其所。高明爽垲，一旦改观。辟东西为两燕室，榜以「双绝」、「弦歌」。侯复念惟社有坛壝，学有宫室，风化所关，邑之先务。社委郊关之外，无尺椽庇风雨，即邑治东置坛设主，仍作斋听以奉祀事。学虽屹立，祠庙仅存，自讲堂斋庑至棂星，悉力经营，以厉士气。盖侯平易近民，是役之兴，用其馀力，毫发无扰，竹木材石，无不乐与官为市者，乃鸠馀材，创宝山道院，为士夫往来愒息之所；复立盍簪、澄练两亭为迎送之地；至于境内邮传、祠宇，悉更新之，街衢亦甃以石。县圃榛翳已久，锄薙而疏理之。芰制有亭，通村有径，松庄有庐，卉木之嘉，泉石之胜，胸中邱壑，随所高下而区以别。松庄之后，又建社仓，列规画，备先具，大抵不专为游观设也。阅明年冬，溃成。暇日与宾寮登览其上，顾而谓之：「费不侈，力不劳，而功绪汔济者，固非彊人以所不欲，而遂我之所必欲。向若疑沮于或者之说，不过补苴罅漏，玩愒岁月，委之而去，他奚暇恤焉？虽然，天下之事不患于难成，而患于志之不立；志立矣，又病于学之不充。学贵于有用，仕以行其学。古之人所以能大其官者，学优而仕」。侯学承于家，仕方再调，有志立事，事立而人不知，一转移之，无废不举，不待家抚户晓，俾民知所趋向。是岂胶轕簿书期会者可与同日而语也？邑人谒记，不复辞，因以发侯之志云耳。绍定改元夏五，迪功郎、沅州州学教授、东嘉翁永年记，乡贡进士单铨书。

晋之乱亡，议者谈之多矣。或曰：羌夷盛彊，侵暴王室，刘聪、石勒之徒据有中原，兵寇乘风而起，遍满天下；惠、怀昏庸，力所不制，乃有奔播之祸。或曰：当时公卿大臣，崇尚虚旷，徇名而忘实，好清言而不可适用；奸雄之士，窥其所不能而攻之，乃底于败坏。此二说者，皆指其已然之后，而不究其将成之前也。今夫富家巨室，多蓄货财，父祖处之有素，子孙亦能守其所积，茍不至于慢藏，则平居终日，安见劫夺之患哉？惟失其所主，而轻其所蓄，举希世之宝，以寄诸臧获，舍千金之赀，以委诸通衢，则盗贼肆志而奄有之矣。势至于此，而不穷致寇之因，而乃责家人之不能禦寇，抑亦惑欤！然则羌夷足以乱晋，而晋之祸不始于羌夷之盛彊；公卿虽不足捍患，而晋之亡不系于公卿之崇尚虚无。盖天下丧乱之端，何尝不自内起？人君失道，则奸民叛羌有窃伺之意；权臣擅命，则壮夫烈士怀不平之心。此前定之理也。宣、景之取天下，岂有分毫仁义，以服人之心乎？索其始终，则皆天下之所不容诛也。然而得之者，幸也。天下有以幸而得，无以幸而守，何则？其得以天，而其守以人也。武帝之于天下，岂非亦欲以幸而守乎？彼贾充者，魏之贼臣耳，而任托大事，与之婚姻。知惠帝之不肖，而不能处以大义。提四方新定之势，而付授匪人，则其心亦欲幸天下之茍安而已，固不暇深思远虑，求为千万世之策也。既而杨后得徇其爱，又以杨骏为之辅翼。此数事者，足以启窃伺之意，而激不平之心矣。乱亡之根，固以盘于朝廷也。是故自太康之初吴人献地，天下始一，至于永平，方十馀年，三杨被诛，贾后专政，宗室诸王，自相殄戮，中外观衅，反者屡起，永宁而后，天子日有迁废之虑，统绪之大，不绝如线。是以元海父子，始建僭号之议，石勒之众，继为寇孽，自是而下，中国之势，四分五裂，而天下之祸遂至于不可解。呜呼，有武帝之不断，然后有惠帝之闇弱；有惠帝之闇弱，然后有贾后、杨骏之暴戾；有贾后、杨骏之暴戾，然后有宗室诸王之变故；有宗室诸王之变故，然后有刘、石侵暴之祸，皆武帝有以导之也。彼武帝始为之谋，则亦不谓其祸之至于此，惟其欲幸天下之茍安，而遂及之矣。周之王业，自后稷以来，积功累德，历数十世，大命既集，犹不敢遽然当之。及武王、成王之际，则以周、召为之左右。圣人之欲天下之安也，岂敢有求于幸哉？经曰：「慎厥终，惟其始。差之毫釐，谬以千里」。又曰：「国之将亡，本必先颠」。其晋之谓矣！呜呼，自古丧乱之端，未尝不起于内，得失安危之相倚伏，可少怠而不思乎！

宝祐戊午大比，既上贤能书，郡守莆田林光世逢圣，偕董试仙游陈豹孙子文、校文三山孙鼎来甲父、番禺郑得助子顺、清源林时遇仲刚，昭武廖熙介夫、南海郑福元君庆、南昌刘光伯持谦会饮于此。时郡博士温陵赵崇礼性之校文归，预焉。期而不至者，贰车三山陈元凤仪叔。

甚矣，天下治乱之不常，而为君之难也！其始也，未尝不欲为千万世大定之策。及夫一日失其制治之道，则丧乱之势，如洪河之去其堤防，奔冲决溢，散漫四远，流至百年，然后其患稍稍止息。方其安流而未溃也，可不深穷其源，而预虑他日之害乎！周之衰自昭王而下，诸侯之势日益盛强，齐、晋、秦、楚有国千里，以兵相攻，以地相制，大吞小灭，二百馀年，然后并为六国，又一而为秦。秦不能守，才二世而迁为汉，天下至汉而始服。晋之衰自惠帝以来，四夷之势，日益炽烈。刘聪、石勒乘王室之多故，裂中原而处之，擅王僭帝，倡为祸首。四方巨盗，如毛之多，接迹而起。百馀年间，天下分割而为国十六，又二百年而传之者七代，然后合于隋。隋不能守，未三十年而迁为唐，而天下始定。唐之衰自穆宗而后，方镇之势日益暴横，兵强地大，盘结于外，乱根逆本，深不可拔，百馀年间，唐祚因之以亡。唐虽亡，而其遗毒馀烈存于天下，奸雄藉之以盗神器，是故未六十年而社稷五禅，底于丧亡。坏败之极，圣人出而天下始安。嗟夫，此三乱者，其源之从来甚长，故其流之所适甚远，皆历数世而后可以止息。夫五代干戈之事固不足议，惟以其去唐最近，而于今不为远，亦可摭其既往之迹，而著为监戒，以杜万世之患焉。昔者唐之祸既始于方镇，终于盗贼，而遂为梁之所乘。自梁以来，以乱济乱，其覆亡之端则与唐无异。或以将帅之跋扈，或以戎人之侵迫，继之以骄悍之兵满于天下，而不知所以制禦之道，是故或变于外或溃于内，而不复支矣。国家荡除根芽，混一区宇，立成法制，思与万世为利。罢藩侯，销武力，将帅之臣受成于内，虽拥兵专阃，而未尝敢擅威福。凡进退出处，惟天子之命是从，求其跋扈之状固无有也。然而外侮骄兵之势，则志士仁人窃以为之忧焉。以后唐之亡验之，则悍兵可不为之防邪？以石晋之乱推之，则边圉可不为之备邪？失虑于一日者，召患于百世矣。《诗》云：「殷监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」。《书》曰：「无若商王受之迷乱，酗于酒德」。夫《诗》《书》之所戒，必稽称衰晚，假譬近事。至于贾山献书汉帝，而又借以为喻，其言最号明切。然则条季末之迹，为隆盛之规，岂非圣贤之心欤？此鲰生所以毕其说于五代也。

问：自昔失驭，盗据中原，其初为刘聪、石勒，其中为苻坚，又其后为元魏。方祖士雅在河南练兵积谷，欲取河北，庾翼兄弟志在灭敌，违诏移镇，然勒、虎尚在，则皆徘徊而不敢进。苻坚之盛，灭燕取邺，虽以桓温之强，不敢再谋关中。魏自朔幕而迁平城，至魏太武尽并北方。宋文帝以二十年力谋河南，虽尝得滑台，下潼关，再举再衄，魏兵卒瓜步，元嘉之业衰焉。其后魏孝文出而迁洛阳，制礼作乐，太和之政几于近雅，而兵威所加，已次汉沔，皆以其强也。江左谋臣不敢北望。然则外域之盛衰，岂非中国之强弱耶！然勒卒而虎毙，北方士民降者以千数，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，此机会也。褚裒气势不能进取，此不足责。桓温伐秦，西至霸上，耆老垂泣喜见官军，而咫尺长安而不渡灞水，竟以退归，何耶？苻坚折北而归，谢安欲乘苻氏倾败，开拓中原。谢玄据彭城，刘牢之据鄄城，河南城堡次第归附，兖青司豫相继皆平，此机会也。然苻丕请降，慕容垂北遁，牢之已屯邺相城，大功垂成而卒以召还，又何耶？自苻坚破灭，姚苌遂据关中，国号大秦。姚兴继之，好事虚名而少实用。姚泓继之，懦而乖争。刘裕数道伐秦，执姚丕于渭桥，其功伟矣，已克长安，竟舍而归，又何耶？元魏之乱甚于坚、勒，其始分为东西，其后西魏为宇文泰所篡而为周，东魏为高澄所取而为北齐。周、齐相并亦涉数年，江南足有可乘之会，然梁武帝乘魏人之乱，用陈庆之送元魏人颢还洛，凡五十七战，克三十二城，功非不俊，而卒不能有。陈宣帝乘北齐之乱，用吴明彻一举尽复淮南，及再举而争徐、兖，则卒于丧师。夫外国分裂未有如魏，而江左卒不能坐乘其弊，此无谋耶？抑外国之盛衰无关于中国之强弱耶？愿并言之。

臣等尝谓今日议论之弊，乐因循者狃于私意，言进取者病于寡谋。二者不合，则规恢之大计无时而举矣。窃惟丙午百六之祸，振古未闻，列圣兴复之图，迄今未究。七八十年之间，士大夫以宴安处屈辱，以常事忽远谋，祖宗世雠，谩不加省，大义堙郁，人怀苟且。天锡陛下勇智神武，辅以柱石大臣，同心一德，誓刷雠耻，伦纪复振，气节渐伸。为宋臣子，稍知理道，谁不思奋？此诚千载之一时也。臣等幸因使旨，亲践虏庭，粗有见闻，不敢隐默。臣始至其境，则兵卫加多，守护益密。经过郡县，增陴浚池，教阅钲鼓，声闻远近。所历顿舍，周垣设棘，防隶充斥，纤隙靡通。虽其为谋甚至，然验之民心，则涣散已久，恐毒日甚。至疾视其上，有「皆亡」之语，深望于我，有「后予」之叹。观彼事势，岂能久存？所恨去岁朝廷经理之秋，自可出其不意，乘机进取，譬之疾雷，从天而下，虽扫穴犁庭，有不难者。而边头小人，初无远虑，轻出抄掠，以警觉之。我谋既泄，彼遂生心。此则虏有可图之隙，而我未得制虏之术也。臣等沿途与接伴等语，每每开示大信，使之不疑，彼亦时吐情实，惟惧我或先发，至于抽回行省，那近戍兵，道路所传，颇亦相应。到真定、中山，又谍知朱裕已正典刑，疑间稍释。洎达燕都，馆伴之言，复以盟誓为当守，用兵为深戒。臣等于是揣知虏情之微，盖其盗有区夏，志满意足，但得无事，其利已多。彼自为谋则善矣，而吾可以终已乎！况夷狄本坚忍，今则习骄惰，夷狄本强悍，今则事文雅。此皆臣等所亲睹也。考之自昔，固未有腥膻异类久据中原七八十年而亡变者。扫除混一，其必有待于圣哲英豪之起。此则陛下之所宜勉，内外臣子所当任责而究心者也。夫弃百年之深怨积怒，而守一时之虚言空约，执权宜不获已之尊称，而认以为一定不可易之常分。我之事彼者何卑，彼之临我者何倨也！如是而讲信修睦，姑各保其所有而已，此非臣之所敢知也。西晋悯怀之祸，刘聪、石勒其戎首也。未几，刘毙于石，石歼于冉，晋无与为仇者矣，江左诸臣犹知报复之不可一日缓，矧吾雠敌，乃女真一姓之丑类乎！故臣区区以为今日进取之机，所当重发而必成，不可轻出而茍沮。高皇帝烧绝栈道，人以为真无复东意矣，一旦席卷三秦，天下震动，遂开帝业。越怀会稽之耻，三欲出师，范蠡以为未可，勾践怒曰：「忘其欺不谷耶」？洎时既至，蠡以为请，卒禽劲吴，役不再举。何则？虑之精而发之果也。故臣愿陛下秉不息之诚，坚必报之志，焦劳愤悱，以感天人之心，策励振作，以鼓忠义之气。内之图回审固，靡毫发之或遗，外之弥缝周密，泯形迹而莫见。无急近功，轻挠成算，大数既得，机会可乘。然后焱奋电迅，扫清河洛，正超泓之显戮，摅高文之宿愤，夫岂艰哉！臣等荷国厚恩，大计所系，不敢不尽愚，惟陛下裁幸。取进止。

宝元二年秋七月辛丑，宗室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礼部尚书、使持节和州诸军事、和州刺史、充本州团练使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天水郡开国公薨于秦邸之正寝。上闻之震悼，车驾临奠，亲抚衾歛，哀恸久之。慰恤诸孤，恩礼加等，赠武信军节度使，追封循国公。特赐白金三千两，缗钱一百五十万，绢五百疋。命使监护及遣内省夫人、中贵恤治内外事，用度悉出于官。太常用一品卤簿仪卫以送丧物，窆于奉先佛祠。诸子号慕过哀，乞庐其侧。至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州某县某原，礼也。太常议谥，以谓公质直重厚，志尚敦雅。下贤趣善，素履安夷，和柔之德，中外推挹。案《谥法》曰：「温良好乐曰康，平易不訾曰简」。尚书省集官考覆，舆论为允，乃谥曰康简。易名之典，兼二法之美也。公讳承庆，字祐之，初名承宗，宣祖皇帝之曾孙，太师、尚书令秦悼王讳某之适长孙，护国军节度使兼中书令高密郡慈惠王讳某之适长子也。公天资忠孝，才艺超卓，器识宏远，信厚恺悌，世以贤公子称之。雍熙中，随侍高密王出判济州。淳化二年，奉宣补衙内指挥使，每入贡至京师，太宗必召至禁中，询访州郡风俗山水，应对详敏，莫不称旨。因改今名，乃授西头供奉官。时济州囹圄屡空，监郡刘蒙叟敷奏，上喜，顾左右曰：「承庆父子晓事尽心」。公家因赐金箱玉方、二宝带以宠之。济州举人程文应格者多，高密王欲尽荐于朝，有司以解额难之。王曰：「贤者太平嘉瑞，文王以多士宁周，荐贤乃诸侯之职」。于是具奏，尽数贡于春官。至今济州荐送之数，比旁郡为优，自高密王始也，公与有力焉。孔子曰：「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」。《书》曰：「野无遗贤」。传曰：「孝子成父之美」。公父子见之矣。真宗皇帝祥符四年，扈跸汾阴，改东头供奉官。七年，改内殿崇班。恭谢天地礼成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子宾客，兼御史大夫、骑都尉。八年，上玉皇尊号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改内殿承制。天禧元年，合祭天地，加天水县开国男，食邑三百户。二年秋八月，立皇子升王为皇太子，授内园副使。三年南郊，加检校左散骑常侍，进封开国子，加食邑三百户。乾兴元年二月，皇帝御正阳门，加食邑三百户。上因曲宴谓诸宗室曰：「汝等在先朝所历事节，宜各尽所见奏闻」。公曰：「先朝事节备于《政要》，臣尝扈从车驾封太山，祀汾阴，朝谒陵寝，幸亳社，巡守澶渊，以至大酺，可谓盛事，皆所亲见」。上曰：「更记内家甚事，无所讳避，切欲闻也」。公曰：「容臣退而编录上进」。旬日具所见闻进呈，御札褒称，仍许非时上章。公于朝政所补非一，而其藁不存于家，其慎密如此。传曰「古者造辟而言，诡辞而出」，公之谓也。车驾幸后苑，赏花钓鱼，翌日宗室入谢，上曰：「卿等赏钓乐乎」？众曰：「甚乐」。公独曰：「臣一忧一乐」。左右皆愕然失色。上曰：「大王何所忧」？曰：「臣昨日伏见御幄临渊，侍从数百人侧立危栏之上，臣不敢不忧。既而龙舆回辕，赏花宴集，上下同驩，咏歌太平。时当丰稔，和气充塞，臣不敢不乐」。上顾近戚曰：「大王爱我如此，卿等可学」。即命取白罗扇，御飞白书「承庆祐之」四字以赐焉。夫危楼船以忠谏，汉史称之；宠华衮以褒字，鲁史载之。公有临渊之忧，帝有书扇之赐，忠以爱君，褒以劝善，君臣之道，可谓尽矣！它日宣射，上曰：「先朝多以卿为神射，今日期必中鹄」。公曰：「臣实无能，偶或有中」。公拜命，发箭虽不出正，然皆不敢近鹄。上知公之谦抑，乃索御箭连中鹄。是时御双箭处中央，公双箭在下，正上下相向，端直如绳墨，瞻者莫不叹仰。帝甚悦，赐对衣、金带、鞍辔、马各二，诏书褒异之。《诗》云：「终日射侯，不出正兮」。《易》云：「劳谦君子，有终吉」。公得之矣。仁宗皇帝即位，授内藏库使，加轻车都尉，封天水郡开国侯，食邑三百户。天圣二年恭谢天地，加上轻车都尉。五年十一月南郊，加护军，食邑三百户。七年九月，朝廷敦叙昭武之裔，优推宠命，以公乃宣祖皇帝之曾孙，秦王之裔长孙，高密郡王之适长子，故特持节蒋州诸军事、蒋州刺史。八年南郊，加上护军，进封开国公，食邑三百户。明道元年，改宫苑使，检校礼部尚书，加柱国。二年三月，东郊藉田，加上柱国，食实封一百户。是岁特授怀州刺史。景祐元年，公以足疾赐告调治。二年南郊，迁和州团练使，加食邑五百户。宝元元年南郊，加食邑实封二百户。公养疾六载，圣眷益隆，既宣太医朝夕诊疗，又时遣内夫人至第抚问，非常礼也。章献明肃皇太后临朝，时以公名下一字犯彭城郡王父名，欲令改易，遣近侍谕之，不从。一日召于帘前宣问，公曰：「彭城王讳，天下所共讳也，臣不敢不讳。彭城王父讳，非天下所共讳也，臣不敢独讳。且臣名先朝所赐，安敢私易以谄上」？识者义之。公生平博览坟典，翰墨精妙，以至乐律、丹术、仙录，莫不洞究。尤善属文，尝注《易》二十卷，极天人性命之理，天子览而嘉叹，赐以金币，又著《家训》三卷，行于世。国朝以来，宗室著述，自公始也。因真宗违豫，公刺血书佛经以进，高密王寝疾，不脱冠带而养，上闻之，遣内人抚问厚赐，以旌过人之行。及扶护先王丧往葬汝州，会天旱井涸，公夜致祷，明日乃水泉涌出，赐诏称其诚孝之应。经曰：「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。孝悌之至，通于神明」。于公见之矣。公享年三十有九。夫人泾阳郡君，乃中书令和凝之孙也；继室永嘉郡太君虞氏，皆贤懿有辅佐君子之道。子六人，曰克悟，右班殿直，早世；曰克继，赠定武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建国公；曰克绚，赠青州观察使；曰克孝，今任越州管内观察使；曰克肖，赠右监门卫大将军；曰克顾，赠昭化军节度使。女十人，封号不同，各归显族，一早世，一为比丘尼。孙几人，曾孙几人，任其官。公教子不以爵禄为重，而重乎忠孝；不以货财为传，而传以经术。是以太宗朝诸王出镇藩郡，以公父子为才能。真宗访政事，公献忠言为多。仁宗试文翰，诏称公子克孝「秀出本支」。英宗立宗学，教育亲族，克孝首为二宗师儒称荐，而复中上科。神宗朝克孝著《孝经传》上进，赐诏称谕。熙宁以来，诏试宗室经术，公孙叔敷、叔彖、叔某、叔某相继登第。元丰讲行祀典，择宗子之无过尤者，躬执事于明堂宗庙。是时循国子孙与祭者为最多。议者以谓「无是父则无是子，无是祖则无是孙」。予观循国康简公《家训》三篇，上篇述祖考昭穆之序，陈忠孝礼义之端，集古人法语以为家世之传；中篇笃励学问，慎终言行，重道义而轻富贵；下篇言所慎在乎九思，正心以正身，正身以正家，仁而尊贤，恕以及物，具善不善之积，明听不听之效。于今子孙不忘其训，然后知义方之教。泽流之远，何时而有穷已哉！葬后四十年，公子欲以公之善美昭示来世，乃具行实，请文以立碑于隧道。铭曰：

乌戏循国，宗室之英。忠孝仁厚，悌弟信诚。博学多能，秉彝典经。左右先王，政肃刑清。进贤报国，邦义以宁。锡以宝带，父子宠荣。谏章慎密，圣主从绳。劳谦终吉，射不出正。天旱井涸，葬亲汝城。精祷泉涌，感于神明。天子闻之，诏褒以旌。曰康曰简，懿哉易名。治家训言，载之简编。贻于后昆，忠孝之源。公子公孙，世其称贤。宠禄令问，传无穷年。

臣闻《春秋》之作，以示万世规戒。上之日食雨雹陨星震电，下至多麋有蜮蝝生有蜚之类，纤悉必载。独祥瑞之事，阙然不闻，岂二百四十二年间皆无可书之实？圣人垂教，以为无益故也。秦汉以来，世主往往凭藉以文太平，故此说浸盛。至若黄龙见于刘聪，苍麟白鹿见于石虎，凤凰驺虞见于王建之世，是乘时僭窃，何瑞之有？而其导谀之臣，曾罔闻知。史册班班，盖有《春秋》深意。惟元魏世宗时，芝生太极殿，崔光举庄周所谓气蒸成菌，指为不祥，其言忠切，可为后世龟鉴。恭惟陛下圣谟天造，光启中兴，岁仍金穰，可谓上瑞。绍兴初，蜀郡有以符瑞来上者，亟行削秩。四方闻之，莫不歌诵圣德。十馀年以来，权臣擅朝，矫诬瑞应，邪谄之徒，迎合朋附，藉此为进身计，臣不敢缕陈。如衢州之宝碑，则设心献佞，类于符命；赣州之木成「天下太平」字，锼刻甚明，识者嗤笑；福州之竹实，则传记所载，初非吉證。揆是三者，槩可见矣。臣愚欲望睿慈专下明诏，自今州县无得辄奏祥瑞，其卓卓显异不可泯者，上之礼部。庶几洗涤浇风，化为忠厚，以称陛下谦慎之本意，诚非小补。臣愚无识，惟陛下留听。

将军诞禀雄姿，勇略自然，大呼于纷扰之中，奋臂于骇乱之际，发迹河朔，席卷兖豫，饮马江淮，折冲汉沔，虽自古名将，未足为谕。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，略地而不有其土，聚徒百万而莫为己用，翕尔云合，忽复星散，周流天下，而无容足之地，百战百胜，而无尺寸之功，将军岂知其然乎？存亡决在得主，成败要在所附；得主则为养兵，附逆则为贼众。义兵虽败，而功业必成；贼众虽克，而终归殄灭。昔赤眉盛于东海，黄巾连带三州，张昌、李辰，僭逆荆、豫，或拥众百万，横逸宇宙。所以一旦败亡者，正以兵出无名，聚而为乱。刘聪父子，戎狄凡才，乘衅肆毒，寇虐人神，杀父害弟，偷窃位号，自古及今，岂有聪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？见将军明鉴灼然，所宜悬了者也。况附聪之弊，渐以彰著，资财不为己用，名位不可得守，有若晨霜秋露，雰雾之气，虽朝凝而夕消，暂见而寻没也。今将军附贼，而望为民主，不亦难乎？将军以天挺之质，威振宇内，择有德而推崇，随时望而归之，勋义堂堂，长享遐贵。背聪则祸除，向主则福至。采纳往诲，翻然改图，天下不足定，蚁寇不足扫。成败之数，有似呼吸，吹之则寒，嘘之则温（已上四句从《十六国春秋》十一补。）。今相授侍中、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领护匈奴中郎将、襄城郡公，总内外之任，兼华戎之号，显封大郡，以表殊能，将军其受之，副远近之望也。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，至于名臣建功业者，则有之矣。今之迟想，盖以天下大乱，当须雄才。遥闻将军攻城野战，合于机神，虽不视兵书，暗与孙、吴同契，所谓生而知之者上，学而知之者次。但得精骑五千，以将军之才，何向不摧！至心实事，皆张儒所具（《晋书·载纪·石勒传》，《艺文类聚》二十四，又见《十六国春秋》十一。）。

逆胡刘聪，敢率犬羊，冯陵辇毂，人神发愤，遐迩奋怒。伏省诏书，相国、南阳王保，太尉、凉州刺史轨，纠合二州，同恤王室，冠军将军允、护军将军綝，总齐六军，戮力国难，王旅大捷，俘馘千计，旌旗首于晋路，金鼓振于河曲，崤函无虔刘之警，汧陇有安业之庆，斯诚宗庙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。含气之类，莫不引领，况臣之心，能无踊跃。

臣前表当与鲜卑猗卢克今年三月都会平阳，会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径掩蓟城，大司马博陵公浚受其伪和，为勒所虏，勒势转盛，欲来袭臣。城坞骇惧，志在自守。又猗卢国内欲生奸谋，幸卢警虑，寻皆诛灭。遂使南北顾虑，用愆成举，臣所以泣血宵吟，扼腕长叹者也。勒据襄国，与臣隔山，寇骑朝发，夕及臣城，同恶相求，其徒实繁。自东北八州，勒灭其七，先朝所授，存者唯臣。是以勒朝夕谋虑，以图臣为计，窥伺间隙，寇抄相寻，戎士不得解甲，百姓不得在野。天网虽张，灵泽未及，唯臣孑然与寇为伍。自守则稽聪之诛，进讨则勒袭其后，进退唯谷，首尾狼狈。徒怀愤踊，力不从愿，惭怖征营，痛心疾首，形留所在，神驰寇庭。秋谷既登，胡马已肥，前锋诸军并有至者，臣当首启戎行，身先士卒。臣与二虏，势不并立，聪、勒不枭，臣无归志。庶凭陛下威灵，使微意获展，然后陨首谢国，没而无恨（《晋书·刘琨传》）。

令：昔我高祖宣皇帝，至备应期，受天明命，玄石著瑞，肇基帝道；景皇纂戎，文皇扇烈，重离宣曜，庸蜀稽服；武皇受终，登陟帝位，光宅天下，九州顺轨；惠、怀多难，帝主不造，夷狄豺狼，肆其暴乱，京都倾覆，宗庙为墟。孤悼心失图，靡知所措，缮甲修兵，补结天网，将以雪皇家之耻，荡鲸鲵之害，然后谢责象魏，归身藩臣，生死之志毕矣。今百辟卿士亿兆之人，上陈灵符，下称人情，同见翼戴，若影响焉。孤誓心不回，至于三至于四，有司固请，所守有辞，志不可夺。孤逼于群吏之议，用上奉蒸尝，虔祀祖考，明告灵神，以祇休命。今立宗庙，备百僚，所以奉先帝，传晋祚，总九牧，保生灵也。惟尔股肱爪牙之佐，文武不贰心之臣，其各立功立事，以扶我帝室。其与天下荡涤瑕衅，改往自新，同率子来，致天之罚；其大赦天下，孤老不能自存者赐帛二匹，其杀祖父母及刘载、石勒，不从此令。有能斩获载首者封郡公，食邑五千户，金二百斤，绢万匹；斩勒首者封郡侯，食邑三千户，金百斤，绢五千匹。其为载、勒所诖误者，赦书到日，解甲散兵，各还所属，一无所问。有能率众从顺，随本官及所领多少，论其爵位。被书后百日，若故屯结，遂附贼党，诛及三族。改建兴五年为建武元年（《文馆词林》卷六百九十五）。

臣闻古之圣王，爱国如家，故皇天亦祐之如子。夫天生蒸民，而树之君者，使为之父母以刑赏之，不欲使殿屎黎元而逸荡一人。晋氏暗虐，视百姓如草芥，故上天剿绝其祚。乃眷皇汉，苍生引领息肩，怀更苏之望有日矣。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兹，痛心疾首，故身衣大布，居不重茵，先皇后嫔服无绮彩。重逆群臣之请，故建南北宫焉。今光极之前，足以朝群后飨万国矣，昭德、温明已后，足可以容六宫、列十二等矣。陛下龙兴已来，外殄二京不世之寇，内兴殿观四十馀所，重之以饥馑疾疫，死亡相属，兵疲于外，民怨于内，为之父母，固若是乎。伏闻诏旨将营凰仪，中宫新立，诚臣等乐为子来者也。窃以大难未夷，宫宇粗给，今之新营，尤实非宜。臣闻太宗承高祖之业，惠以息役之后，以四海之富，天下之殷，尚惜百金之费而辍露台，历代垂美，为不朽之迹。故能断狱四百，拟于成康，陛下之所有，不过太宗二郡地耳。战守之备者，岂仅匈奴南越而已哉。孝文之广，思费如彼；陛下之狭，欲损如此。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颜色，冒不测之祸者也（《晋书·载记刘聪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二，多出七十馀字。）。

盖闻王者之兴，必禘始祖。我皇家之先，出自夏后，居于北夷，世跨燕朔。光文以汉有天下岁久，恩德结于庶民。故立汉祖宗之庙，以怀民望，昭武因循，遂未悛革。今欲除宗庙，改国号，御以大单于为太祖，亟议以闻（《十六国春秋》五）。

天步厄运，祸降晋室，京师倾陷，先帝晏驾贼庭。朕流漂宛许。爰暨旧京。群巨以宗庙无主，归之于朕，遂以冲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。自践宝位，四载于兹，不能剪除巨寇以救危难，元元兆庶仍遭涂炭，皆朕不明所致。羯贼刘载僭称大号，祸加先帝，肆杀藩王，深惟仇耻，枕戈待旦。刘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蚁众，乘虚深寇，劫质羌胡，攻没北地。曲允总戎在外，六军败绩，侵逼京城，矢流宫阙。胡崧等虽赴国难，殿而无效，围堑十重，外救不至，粮尽人穷，遂为降虏。仰惭乾灵，俯痛宗庙。君世笃忠贞，勋隆西夏，四海具瞻，朕所凭赖。今进君大都督、凉州牧、侍中、司空，承制行事。琅邪王宗室亲贤，远在江表。今朝廷播越，社稷倒悬，朕已诏王，时摄大位。君其挟赞琅邪，共济艰运。若不忘主，宗庙有赖。明便出降，故夜见公卿，属以后事，密遣黄门郎史淑、侍御史王冲赍诏假授。临出寄命，公其勉之（《晋书·张实传》。又见《十六国春秋》七十一。）！